(西本願寺第二代本堂，1932年落成，基座採鋼筋水泥，本堂為全木造。形式與京都的本山格局類似，給人一種遼闊感)

1895年，在清國與日本簽訂下關條約之後，整裝待發的帝國近衛師團，自澳底登陸踏上台灣。

在威武的黑色軍服行列之中，夾雜了幾位穿著僧服的和尚。他們是受帝國政府委託，為未開化的台灣帶來福音的從軍佈教使。

在歐美的帝國主義發展上，基督教會的傳教事業一直是殖民政策中的重點之一。透過宗教組織，期許為殖民地土人帶來文明的福音，以幫助他們進(貫)入(徹)文(殖)明(民)，一直是當時教會與殖民政府的目標。

(左邊為御廟所，右邊為本堂。)
日本在領有台灣後，也打算建立類似的宗教教化制度，便選定了與日本政府關係良好的淨土真宗本願寺派，再加上數名臨濟宗禪師，隨軍來台灣進行佈教事業，並且在明治31年(1896年)設立台北教會。

隨著佈教事業的發展，寺院的建築工事也逐漸展開，陸續完成了御廟所、鐘樓、輪番所，最後於昭和7年(1932年)本堂落成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台灣佈教時，本願寺派不只是對漢人傳教，也像基督教一樣進入山地向原住民傳教。如昭和三年(1928年)在玉里的佈教所，在當地舉行了日式葬禮，當地部落共120人參加，典禮盛況被視為佈教好成績。在日治末期的統計，本願寺派的在台信徒數高居所有宗派之首(佔全部佛教徒約21%)。

(1960年代的西本願寺，宏偉的本堂依然保持完好)

台北的西本願寺台灣別院(昭和四年1929年升格)，在當時也成為台北市民的重要公共空間。如台灣第一代西畫家陳植棋的追悼會便在此舉行，像是楊三郎、藍蔭鼎、石川欽一郎等人都出席；而深具美術涵養的地22代門主大谷光瑞，也曾在西本願寺舉辦他收藏的陶器展。終戰之後，日本佛教隨著日人引揚，而匆忙地退出了台灣。在中華民國接管後，西本願寺與附屬建築則被中華理教聯合會與警備總部接收。

在1947年的三月大屠殺後，西本願寺(註1)就曾被用來拘留、酷刑拷問犯人。台灣第一位檢察官王育霖，就在此地遭受酷刑遲凌致死，並棄屍淡水河。在那個血色的三月，這不是個案。

昔日富麗堂皇、顯現出西方淨土世界的本堂，竟然轉變成殘酷的人間地獄。佛門聖地慘遭褻瀆，或許是早先日軍來台時占用道教寺廟為軍營的因果報應，但更顯現了殖民者對地方信仰的藐視。

或許這座寺院乘載了太多的血淚，在1976年的某天(註2)，在尚未有財團開發與都更的時代，它便悄悄地自燃了。

(西本願寺總門，照片可見鐘樓與樹心會館，現已經修復)

(此為1932年本堂落成時的合影，正中間為大谷光明，22代門主大谷光瑞的兄弟。大谷光瑞在高雄曾興建一座別墅逍遙園，目前尚存有待修復中)

今日只剩下基座的西本願寺，他的名字在年輕台北人的記憶裡僅剩輪番所的好吃和果子。下次有機會前往，站在本堂前想像著當年的莊嚴、繁華、痛苦與悲悽吧！

註1，根據史料考證，其實並無法明確判定受難者是被拘禁在東本願寺還是西本願寺。當時逮捕情況混亂，加上大部分台灣人不太會明確區分東西本願寺，僅說是本願寺。但不論東西本願寺，皆為警總進駐，因此推斷說兩處皆有做為囚禁的用途可能性很大。
註2，這天也是蔣介石葛闢的日子